加布里埃尔来看望她97岁的祖父安德烈，安德烈刚从一次跌倒中恢复过来。安德烈出生于1924年，西班牙流感令安德烈的父亲死于呼吸系统衰竭，母亲将他抚养成人。他在29岁时得了肺炎，但依靠抗生素顺利地恢复了健康。与他父亲当年的情况相反，安德烈身上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。

《人类健康史》让·大卫·泽伊图 著 王昭 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

安德烈过上了正常的生活，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并有了3个孩子，包括出生于1959年的加布里埃尔的母亲。加布里埃尔出生于1995年，一路健康成长。她的健康手册只记录了持续性的过敏性哮喘。

加布里埃尔告诉祖父，人类的平均寿命每年都会增加1/4年。如果她今天向人口统计学家询问她可能的死亡年龄，一些统计学家会考虑将1/4这个数字进一步延展，即她的预期寿命超过90岁。如果她对那些所谓超人类主义者提出同样的问题，线性延伸的答案将更加乐观，她的预期寿命肯定会超过100岁。

尽管如此，加布里埃尔需要明白一个事实：世界已经变得过于复杂，我们无法对这么遥远的事情进行任何预测。不确定性太大了，提出一个以世纪为单位的全球健康公式是不切实际的。现实情况是，加布里埃尔很有可能不及她的祖父长寿，预期寿命甚至根本无法接近她祖父现在的寿命。

健康史并不是医学史，以医疗保健为核心的医学史无法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人类健康的延展，因为健康只有10%到20%是由医学决定的。这一比例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甚至更低。健康的其他3个决定因素是行为、环境和生物学。所谓的生物学因素，简单来说就是年龄、性别和基因。在取得最初的进步之前，人类健康深陷于一种持续的停滞状态。从12000年前的新石器革命到18世纪中叶，西方人类（“已知世界”人类）的预期寿命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，始终停留在25岁到30岁。直到1750年，这种历史性的“平衡状态”才发生了积极改变。多种因素使人类的生存条件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并导致寿命持续地延长。200年前，瑞典女性以46岁的寿命保持世界纪录。2019年，日本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8岁，排名世界第一。

即使没有达到这个纪录，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现在也至少可以活到80岁，自1750年以来，每一代人都能比前一代活得更久一点，并为下一代活得更久做准备。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些进步。

本书的焦点在于健康状况的改善。因此，本书不涉及18世纪之前的整段历史。在那段历史中，人类预期寿命普遍停滞。1750年之后，人类寿命延长的规律性非常明显。战争和流行病过后，人类寿命曲线会立即恢复上升趋势。寿命的延长也减少了人类之间的自然不平等，尽管此后社会不平等会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自然不平等。然而，寿命曲线看上去简洁的线条掩盖了三件事。

第一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寿命的持续延长是由不连续的原因造成的。人类被迫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方法来对抗健康状况不良和死亡。一些疾病被消除，而其他疾病紧接着出现，人们必须区别对待它们。

第二，寿命曲线醒目的线性状态会让人认为这条曲线在平稳地上升，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在预期寿命大幅延长的每个阶段，都有相互矛盾的因素试图将曲线向下拉，而不是向上推。这条曲线最终的形态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反应是有效的，它使延长寿命的目标永久化。人类尽管有自己的不一致性，但似乎对改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成瘾，并且无法忍受自己的寿命比父母的短。

第三个没有被包含在寿命曲线中的信息是曲线上尚未出现的点，即加布里埃尔这一代人的预期寿命轨迹。

受普遍推理偏差的影响，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寿命的持续延长不会停止。然而，这一趋势已经变得不确定。当现代人忙于自己的发展时，他们无意中引发了两种风险——行为风险和环境风险。这些风险的严重性巨大到成为元问题。行为风险包括吸烟、酗酒、缺乏运动和不良饮食习惯。环境风险指不同类型的污染和相对晚发生的气候变化，后者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。这些风险并不都是刚出现的，但它们的影响程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健康负担，包括死亡、疾病和痛苦。

导致上述风险的原因主要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人为的。这些问题证明工业社会产生的不健康因素与健康因素一样多。这种情况导致人类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。人类为降低风险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，但在处理风险本身及其成因方面做得不够。因此，人类极大地降低了卫生健康支出的回报率：生产电脑的成本越来越低，延长几周生命的成本却越来越高。

本书试图解释的重点内容便是3个被寿命曲线的线性形态所掩盖的现象：健康决定因素的演变；健康状况的改善有时会损害人类自身；未来健康的不可预测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