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信息時間：2020-11-20 13: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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奮斗創造歷史，實干成就未來！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9周年，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“十三五”規劃收官之年。江蘇省檔案館在江蘇省委網信辦指導下，與江蘇省委黨史工辦、揚子晚報、紫牛新聞共同推出“九九為功——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9周年”大型全媒體行動。
第六期微紀錄片《春又到上塘》，走進宿遷市，講述“江蘇農村改革第一村”是怎樣書寫“春到上塘”的偉大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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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夏，位于江蘇泗洪縣上塘鎮的墊湖村，已經進入收獲的時節。家家戶戶門口堆放著農具和新收上來的油菜籽。優美的風景，富足的生活，你可能很難想象，在40多年前，這里的村民，曾經要靠救濟糧度日。
“春到上塘”紀念館
矗立在墊湖村村口的“江蘇農村改革第一村”的石碑，無聲鐫刻了一段如春雷般、頗為驚心動魄的村莊史：1978年秋，當時的泗洪縣上塘公社墊湖大隊小蘇莊，因為貧窮，趟路前行，將大田切割成小田，分到社員手中，拉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序幕。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，墊湖村再次變革，“小田”又變回了“大田”，有的農民成了“職業”農民，有的則從土地上解放出來，實現了在家門口就業。
紅色的熱土：抗戰時期是全國19個抗日民主革命根據地之一
泗洪縣退役軍人事務局黨組成員、陵園管理處主任李雷訓介紹，泗洪是革命老區，早在1925年這里就有了黨組織活動，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，遵照毛澤東同志“要在湖汊港口的近旁建立起穩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”的指示，中國共產黨先后創建了皖東北、邳睢銅、豫皖蘇三塊根據地，后發展成為全國19個抗日民主根據地之一即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，淮北區黨委、新四軍四師、淮北行政公署在泗洪陳圩大王莊辦公。
1938年11月，中共皖東北特別支部成立，支部駐地在鄭集，也就是現在的上塘一帶。為再現、回眸這一光輝歷程，泗洪縣籌資5000多萬元建設了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紀念館及廣場，紀念館外形呈“五角星”形，象征著共產主義精神永放光芒。
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紀念館
“三個五定額”：拉開了江蘇省農村“大包干”序幕。
1942年生的蘇道永是原泗洪縣上塘公社墊湖大隊會計，當時墊湖有19個生產隊，2300多口人。蘇道永因為是墊湖大隊小蘇莊人，也就是第五生產隊，所以他負責掛鉤這個生產隊。“從1968年做大隊會計，一直到1978年，這個10年當中，在我記憶中，幾乎年年都是國家救濟糧，用的救濟款。我這個會計的業務整天就是辦救濟糧、救濟款”，回憶當年，蘇道永告訴記者。
“大包干”發起人之一蘇道永
1978年春，小蘇莊與全公社其他村一樣遭受旱災，家家靠救濟糧度日。救濟糧不夠吃，農民實在沒東西吃了，就只好去捋芝麻葉吃。到現在，蘇道永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小學老師編了句順口溜，很能反映當時社員的貧困狀況：“入社七八年，不見一分錢。要不雞下蛋，斷了油和鹽。”
“大包干”之前，墊湖村村民居住的茅草房（仿建）
喜歡看書讀報的蘇道永在了解了中央有關精神后，有了把土地包給社員的想法。經歷過春災之后，1978年秋，公社黨委書記張世明來到小蘇莊搞試產。蘇道永把自己的想法和張書記說了，得到了默許。在與生產隊長任孝干商量后，蘇道永立即召開了隊委會。為了保密，會議是在晚上開的，地點就在村口的橋下面，參會的30多戶社員一致同意把土地包到每一戶。
“簡單講就是三個五定額，”蘇道永對揚子晚報記者介紹說：每人承包5分地山芋、5分地玉米和5分地花生，年底每畝定額繳到生產隊，留給集體分配，多收的部分歸自己。“經過好地、孬地劃分，然后抓鬮，不到10天，土地就全部分好了。”
1979年，風調雨順，小蘇莊迎來了豐收年。當年全隊糧食總產7.65萬公斤，經濟收入2.41萬元，人均純收入52.6元，結束了吃救濟糧的歷史，由1978年吃1萬多公斤救濟糧而變為向國家出售余糧1.2萬公斤！
1979年上塘公社農民集會，商議如何進一步完善“大包干”制度。
1979年6月，上塘公社召開三級干部會議，會上宣傳了小蘇莊“三個五定額”的好處，第一次明確各生產隊可以試試看。蘇道永至今仍清楚記得，到了1980年，墊湖全大隊大豐收，他家收了8000多斤，幾乎抵得上過去一個生產隊的產量，村民排隊賣花生，排了有兩三里長。
大包干讓上塘馓子市場變得如此興旺，家家戶戶糧滿倉，集貿市場更興旺。
劉朝文，是上塘走出來的第一批大學生之一，上塘改革的親歷者、受益者，曾任泗洪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。在他向江蘇省檔案館捐贈的一批珍貴照片里，人們可以看到，大包干后集貿市場里的上塘馓子都變得“興旺”起來。
當年上塘改革的許多消息、指令，主要是通過這些渠道傳播：半導體、生產大隊通往每戶人家的喇叭、留聲機。
“江蘇的小崗村”：墊湖的“大包干”比小崗村早2個月"
江蘇省農村經濟學會會長、曾經擔任了十二年江蘇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胥愛貴，多次到墊湖村調研。他在接受記者專訪時透露了一個小細節：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王孔誠和周昭先去上塘采訪時，其實原本是去看貧困的，沒想到卻有了一番新發現。
胥愛貴
“他們寫了一篇《春到上塘》，1981年3月4日在人民日報刊登出來以后，引起了江蘇省委的重視，省委決定進行調查。”胥愛貴回憶，“1981年我們省委調查組一位老部長去調研，他就看到農民臉上都掛著笑容，喜氣洋洋，農民都跟他反映，現在我們第一次吃上飽飯了，不吃國家返銷糧了。調查組去的時候，看到農民在打家具，準備孩子結婚了……”
1981年3月4日《人民日報》第三版刊登了《春到上塘 》
胥愛貴說，江蘇是1981年討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，1982年決策，真正全面實行和推開是1983年。“墊湖當時的改革和安徽小崗村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，是江蘇的‘小崗村’，比小崗村還早兩個月。”
那么，為什么改革會率先發生在泗洪上塘呢？胥愛貴認為，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，一個原因是當時生產條件差，同時，泗洪是紅色根據地。這個地方的人，有一種敢打敢沖的性格，從某種意義上，跟當地人的性格、膽量、氣魄也是有關的，所以敢領先改革、早走一步。
希望的田野：家門口就業，不少人成為新型職業農民。
江蘇農村改革“春天”的序幕，在這片有著紅色基因的熱土上拉開。40多年過去了，改革的腳步仍在繼續前行。
墊湖村黨委書記周磊向記者介紹，當年的包產到戶讓墊湖人吃飽飯，如今的墊湖人骨子里再一次迸發出敢想敢干的“大包干”精神。2012年，墊湖村把1.2萬畝耕地全部流轉，小田變大田，向農業規模化、現代化轉變，村里不少人搖身一變成了新型職業農民。
周磊自己就帶頭流轉了125畝土地，種植了碧根果苗，畝均收益達到1.5萬元。因為除草、施肥、修枝、嫁接需要大量的人力，周磊的碧根果基地帶動了130多人就業，這些人多是墊湖村本地的農民，工作一天就可以拿到100元的工資。
村民在家門口的企業上班就業
蘇道永算了一筆賬，他家有6口人，20多畝土地，每畝地的流轉費用是700元，再加上其它的退休金、老年金，他一年能拿到2萬多元，“生活根本花不了多少錢，吃的菜都是自己田里種的。”蘇道永的兒子、兒媳都在外地打工，并且在蘇南一個城市買了房子。
胥愛貴表示，墊湖的做法符合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規律，“1990年鄧小平同志指出，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，從長遠看，要有兩個飛躍，第一個飛躍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，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做的。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，發展適度規模經營，現在已經到了第二個飛躍的階段。”
記者在墊湖村看到，村里如今有紡織、純凈水、烘干廠等4家企業，以及口罩、電子、玩具等“三來一加”項目，即來料加工、來件裝配、來樣定做和農副產品加工。土地流轉了，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，或在企業上班拿工資，或依然在土地上勞作，成為新型職業農民。但周磊并不滿足，他盤算著成立農業股份合作社，讓村民入社參股，帶動村民一起致富，享受更多發展紅利。
如今，墊湖村1400多戶村民全部搬進集中居住小區。“這房子好，比城里人住的高樓強！”年近九旬的墊湖村村民任樓甫說，自己住過草房、瓦房，幾年前到集中居住小區蓋小樓。拆遷補償款5萬元，自己再掏2萬元，蓋起144平方米的小樓，他感覺“很劃算”。
蘇道永現在成了墊湖村的“鄉賢”，“也就是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義務管理村里的兩個水塘。”每天早上，蘇道永都會起來散步，圍著水塘轉一圈，看看水塘里有沒有垃圾雜物。晚上，他會散步到小區內健身廣場，看著村民跳著廣場舞。
村內的水塘里睡蓮盛開
30歲的新村干王夏銀直言，村里有醫院、超市、幼兒園、小學，設施齊全，生活方便，家家戶戶都有了轎車，環境也好，“小康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吧。”
一對小姐弟在健身器材上玩耍。（高峰攝）
如今的墊湖，已經成為宜工、宜商、宜農的江蘇省康居示范村、江蘇省新農村建設示范村，在蘇北率先獲得江蘇省人居環境范例獎。整個上塘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據上塘鎮黨委副書記黃明嶺介紹，僅上塘輕紡產業園就有入駐企業40家，帶動勞動力就業1600余人，2019年園區企業實現開票銷售13.86億元、稅收2300萬元。短短幾年時間，昔日“一窮二白”的上塘一躍成為全縣工業大鎮。站上新起點，改革再出發。“江蘇農村改革第一村”，書寫“春到上塘”新篇章。